海澄子

彼得

七岁那年我从娘舅怀中得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加索犬,那时我尚未离开西伯利亚,在吱嘎吱嘎的积雪和簌簌野草中消磨我的童年。马洛斯把它交给我时仍面无表情,脸僵得仿佛是冻裂的皮革,好像我和它都不是可以摸得到脉搏的生命。

“……叫我送给你,她说你差不多是喜欢小动物的年纪了。”他将某个女人的名字说得很含糊,我没来得及听清就闪过去了。那小畜牲在我怀里安稳地待着,或者说睡着,我不知道它的眼睛有没有张开,只看见嘴偶尔吧嗒一下,真跟个婴儿似的。马洛斯又交代了我几句,但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想把它抱进屋里给我的姐妹们瞧瞧。她俩围在暖烘烘的炉子边上,冬妮娅在打毛线,娜塔莎正摆弄着早晨拾来的几颗干瘪的松树的果实。那毛茸茸的小家伙即刻醒了,晃悠着脑袋吐出舌头,把我们仨都逗得想笑。

“真小呵!”姐姐垂下眼睛这么说着,“你要同它一起长大了,期待吗,万涅奇卡?”

我心中当然不乏欣喜,这里每多出一点活着的、热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令人快乐的,我给它取名彼得,当晚便抱着它一起睡下。第二天早上我用一只破洞的盆子和一些穿不上或者缝补了太多次的旧衣服给它做了个小窝,马洛斯数落我奢侈,我没理他,提着饲料径直去对那匹老马谈天了。由于我有时要到村子里上学,陪伴彼得的时间总没有我的姐妹们多,但我总觉着我俩更心意相通,甚至我第一篇被评为“优秀”的作文就是写它的。

彼得长得比我想象中要快许多。十一岁那年我和马洛斯一起进城,回来时见它同娜塔莉亚一起坐在门口,我惊异于它的体型比娜塔莉亚还要醒目。在我从马洛斯背后探出头来时他俩一齐跑了过来,我跳下车,彼得扑上来舔我的左脸颊,娜塔莉亚踮起脚吻我的右脸颊,几乎要把我压倒在雪地里。于是我常带着彼得在草地上到处奔跑,它的四肢健壮有力,我总是需要气喘吁吁地追它。我喜欢搂着它粗壮的脖颈,用脸颊蹭他那一圈柔软的绒毛,我俩总是坐在小山丘上眺望南方。晚上吃过饭后我会读一会儿书,我把语文课本上的向日葵指给它看,它嗅了嗅之后叼来了我的数学课本。我只好哭笑不得地和它抱在一起,就和着炉子里的噼啪声和姐姐的笑,彼得可能搞不太懂我们在笑什么,仍然摇着尾巴一副憨厚的模样。

“你和这狗崽子真像,不让人省心。”我听见马洛斯嘟嘟囔囔,“但你不能……”之后彼得朝他龇龇牙,就又听不清楚了。
“它听得懂!马夏!”冬妮娅笑得更加大声,柔软的胸脯随着她的笑一起一伏,“您可是少说两句罢!”

日子就这么平稳地过着,直到有一天马洛斯喝醉了酒回来,眼睛和鼻子都红不溜秋,他把我们仨叫出来,彼得也跟着跑出来蹲在我脚边。马洛斯打了个嗝,我看出他哭过了,他顿了好几次才把话说明白——他要送我去城里读中学。后来我才知道,把彼得送给我的那位女士举家搬走,不知去了哪里。那之后我见到彼得的时候更少了,我常在城里待一整个月才回去一趟,有时甚至是两个月,却住不上多久,但令人欣慰的是它总也记得我,娜塔莉亚寄来的信上还有它沾着点泥水的爪印。

我不必再跟在我娘舅身后,可以自由地穿梭在大街小巷,不必割草调马饲料、劈柴火、从结冻的河里凿冰块出来。我在文学社遇见了许多伙伴,聊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读着彼此的诗,他们个个一腔热血,喝酒写字,有时还教我用手风琴拉山楂树。照理说这等自由自在,我却总想起家里,姐姐把煮沸的牛奶倒进壶里的声响,妹妹和狗坐在门前等我回家的场景——我甚至想念马洛斯陷在摇椅里抽烟的模样。娜塔莉亚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美人了,还会使匕首、斧子和猎枪,据上周来信讲,他们持续一周的肉食盛宴就是拜她所赐。我回信时特地问了彼得的情况,但下一封信还没来,我就到了回家的时候——青春年少迫使我志愿参军,此刻回忆起,那就是我最后一次回到那个小木屋了。

但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马洛斯只是抽烟,像我小时候那样冷淡,姐姐的十根手指交叠在一起紧紧握着,娜塔申卡把她的暴躁与哭泣揉进了后来给我的信里,因而那时只剩下沉默。冬妮娅把她织的围巾塞进了我的行李——我原本是一直戴着的,直到后来军队对统一着装的要求愈发严格才被迫摘下。那年我十八岁,彼得十一岁,道别时我用平整的额头蹭着它有些下垂的脸,它发出了几声哼哼,呜咽似的。我看着它滚圆的漆黑的眼睛、哧哧扇动的宽阔的鼻翼,我感到了它的衰老,它的毛发变得硬且不平整,像马洛斯的胡子一样。

那之后不久,我的娘舅死了,据说是咳嗽得太厉害。我忘了具体是1940年末还是1941年初,总之我离开还不太久,娜塔莉亚在信里讲得模模糊糊,我只记得她说冬妮娅把她的头发剪了,为了给我们的马夏下葬。我们家因此少了一大部分的经济来源。再后来她又说姐姐嫁给了个和我一样的军人,可我算不上军人,我猜她是说军官,可山里怎么会有军官?我又有些搞不太懂、甚至怀疑。后来的信里她解释说冬妮娅编织的手艺很不错,拿到城里卖钱时把某位先生迷住了,这就有些欲盖弥彰的嫌疑——那时我不得不认为她和彼得正孤独地生活在林子里,之后我们的通信中断了好一阵。唯一让我慰藉的是,她从不忘记让彼得按个爪印,再附上几支松针,尽管所有的信到我手中时它们都已经晦暗枯黄了。

我离家之后,一切都变得混混沌沌,我们的日子不能算得太清楚,不然太过痛苦和煎熬。但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日期——1943年3月3日。那是来自一封带着陌生气味的信的末尾,其上落款是“爱你的妹妹娜塔申卡”,草长莺飞的书信直到落叶飘零时才来到我手中。上面写着他们过得还不错,绘声绘色地描述她打猎的情形,也提到冬妮娅经常带着一大笔钱回来,但我总觉得哪里还不太对。

这件事,在幸存的时间的缝隙中,我想了足足两个礼拜,直到某天梦到彼得才恍然大悟,当晚我实在忍不住,偷偷躲出去哭了一阵才回来继续睡觉。一个短暂的、脆弱的夜晚使此后的我更为刚强,不再做甜蜜的梦、也不再找寻彼得的爪印和发黄的松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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