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会
我和弗朗西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小饭馆，他即将离开这里，其他到此与我们相聚的朋友都来到港口送他。或许是祖国的变故使他失去了归属感，分别时他长久地握着我的手，我俩脸对脸沉默着，直到他提起了行李箱。
他看起来异常疲惫、胡子拉碴，双颊凹陷使得颧骨更加突出，脸上最干净的是他的眼睛。我知道他因为公开支持夏尔·戴高乐并在大学进行宣传，前不久刚刚从巴黎的监狱被保释出来，罪名是危害第三共和国。我问他准备到哪里去，他那双涌动着泉水的眼睛立刻点起了火把：“英国。”我于是拥抱了他，他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等战争结束了，记得来巴黎找我，就今天这个日期，老地方。”
他这句话我记在了心上，我甚至同阿尼娅说如果我不幸逢难，请她代我到巴黎赴会，然后就匆匆离去。我不记得从哪一天起我就再也没有收到任何人的信了，而我的战友总是断断续续地收到点什么，有的是从家乡寄来的，有的是从上一个短暂停留过的地方的寡妇们那里寄来的。从入伍到战争结束，我始终以幸存者的身份生活着，好像我体内的弹片总是比较容易取出、病魔也从不与我纠缠、所有的器官都愿意结结实实地长在我身上。在我周围的人们陆续走向天堂或地狱，尤其是我在心里打定西伯利亚的家已经支离破碎的主意后，我时常感到独活的痛苦，这时弗朗西斯的话开始在我脑中盘旋，我开始做未来的打算——我相信他更愿意看到是我亲自到巴黎去。
于是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我就赶赴巴黎，弗朗西斯家的旧址已经被拆除了，我只好到我们一同去过的咖啡店，找了个正对玻璃窗的位置坐下。我没有心思喝咖啡或是吃点心，只是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大多是愁容满面的，全然没有解放时的彩旗招展、喜笑颜开。我那天特意将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使我看起来同几年前并无差别，以方便我那可能在战争中饱受摧残的朋友寻找。
我在那里等了足足一中午，太阳烤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终于有个金色头发、戴眼镜的青年满头大汗地走了进来，我眯起眼睛打量他——我险些以为他是弗朗西斯的翻版了。他自我介绍是弗朗茨的表弟，我打断了他，直白而急切地询问他表兄的下落，结果他只是抖着嘴唇，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即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顿时，我周围的人、咖啡店里的音乐和甜点的香气，通通像烈日之下的冰雪一样融化蒸腾、消失不见了。孤独感头一次像潮水一样席卷而来，像我的汗珠一样咸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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